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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艮與泰州學派

文章來源:東臺黨史方志 發布人:mhsky 點擊率:2659 發布日期:2011/8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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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王艮的家世與生平

  王艮,本名銀,號心齋。艮名及汝止字,均為其師王守仁(1472~1528,字伯安,浙江余姚人,因其結廬會稽山陽明洞側,故以“陽明”為號)給他改的,取《易·艮卦》“{道止于至善”之意。明南直隸泰州安豐場(今江蘇東臺市安豐鎮)人。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,即1483年7月20日。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,即1541年1月2日。享年五十八歲。
  王艮的先世,原居蘇州。朱元璋為對國初群雄中與他爭斗最激烈、也是爭斗到最后的張士誠的報復,把蘇州大批居民遷來淮南海濱勞動。王艮的先祖也在遷徙之列,落戶地點為泰州安豐場,以燒鹽為生,成為世代相傳的“灶戶”(當時海濱居民分為“灶戶”和“民戶”)。在封建的法制下,灶戶的社會地位低下,類似囚徒。據明《會典》載:“正德'十五年令各府州縣囚徒,情罪深重者,不論遠近,俱發本省鹽場缺人鍋下,依照年份煎鹽,抵辦逃亡灶丁課額”,因而他們受著賦稅和勞役的雙重剝削。落戶海濱的王氏,始祖名~王伯壽,伯壽生國祥、國瑞、國禎。國祥、國禎分別被編入北盛、南盛團(灶)籍。(“團”和“灶”,均為淮南海濱燒鹽的群體,至今那里仍有以南團、西團、新團和頭灶、二k灶、三灶為地名的)。老大國祥、老三國禎均為灶戶;老二國瑞分居姜堰為民戶(灶戶改為民戶,須經政府特殊批準)。國祥生仲仁,仲仁生文貴,文貴生公美,公美生紀芳(排行老三)。紀芳是王王工 的字(王工,讀洪,玉器),亦號守庵,其第二子即一代鴻儒王艮。王艮的先世中,有擔任“百夫長”的(選老軍擔任,督理煎鹽,催辦課稅)。有亦鹽`亦商的,多為專業燒鹽的苦力——灶丁。王艮從小就是一個灶。ɑ蚍Q“亭子”)。分居姜堰的一支,衍生至王棟(1503-1581,字隆吉,號一庵),是王艮的族弟,曾主持過泰州 “安定(宋·胡瑗,號安定,泰州人)書院”(今省泰中院內、經武橋西側),是泰州學派的核心人物之一。
  王艮,生活在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的上半葉。當時,中國封建社會已進入衰落的晚期,資本主義經濟開始萌芽,商品經濟不斷發展,手工業者(包括“灶丁”在內)和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,衰敗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更加腐敗,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更加殘酷,階級矛盾達到了白熱化。置身于這個黑暗社會生活底層的王艮,為謀生存、求發展,不K得不頑強地爭斗和迂 前進。他,終于使一個海濱的窮灶丁,鍛就為“名垂史冊”、受人仰慕的學者。
  王艮的一生,大致上可以劃分為“四個時期”。即:燒鹽、販鹽發家時期(從孩提至26歲);發憤刻苦自學、悟道講學時期(27歲至37歲);從學王(守仁)門、周流各地時期(38至46歲);獨立講學,自成一家時期(這一時期,為王艮活動的鼎盛時期,47歲至58歲)。
  綜觀王艮的人生軌跡,他的生活特點是:
  一.王艮在家境貧困的情況下(11歲起就因家貧輟學),忍饑挨餓,踏實地勞動,操持家務和在鹽場燒鹽,從小就是一個胸懷大志、自立有為的強者。
  二.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,曾從事過學醫和行醫活動,想通過醫道來謀求生活之路和醫治社會,雖有所成就,但他終究沒有把它作為終身職業。他及時調整、改變了自己的謀生軌跡,掌握了生活的主動,把事業的座標無悔無二地定在“做學問”的事業上。
  三.王艮從19歲起隨父王守庵從水路、陸路三次(19歲、23歲、25歲)或更多次地販鹽到山東出售,由于他善經營、懂管理、會理財,“措置得宜”,“自是家道日!,成為海濱地區頗有財氣的富戶,這就為他日后脫離勞動、專心致志地從事學習和傳道打下了經濟基礎。
  四.王艮本為一個粗識字的灶丁,在19歲以后開始讀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。在文化基礎極差、居所又偏處在海濱辟地、且無名師指點的困難條件下,發憤刻苦自學,“默坐體道”、“閉關靜思”。這樣的苦心孤詣,踽踽獨行的刻苦學習精神,是奇突而又感人的。毫不夸張地說,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“自學成才”者。
  五.王艮不僅刻苦自學,而且虛心尊師求教。開始時他置書懷中,以途人為師,“逢人質義”。但他并不故步自封,滿足于一己之得和“道聽途說”。他在38歲時聽到塾師黃文剛(江西吉安人)說他的學術觀點,絕類江西巡撫王守仁。好學心切、求知若渴的王艮,立即沖破家庭的重重阻力,不遠千里,趨舟江西,執弟子禮拜見王守仁。在從學王門期間,既“反復推難、曲盡端委”,又“不拘泥傳注”、“因循師說”,而是堅持獨立思考,有疑即問、即辯。他不僅在從學期間尊師好學,“侍(候)朝夕”,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后,還“迎喪桐廬,約同志經理其家”,“往會稽會葬”,并照料其后人。這樣的矢志不渝、尊師重道的品德,是值得后人學習的。
  六.王艮在講學傳道時,別出心裁、想象異乎常人地采用一些“法門”:如或按《禮f經》制著深衣、戴五常冠、執笏板、乘蒲輪車,“行則規園方矩,坐則焚香默識”;或在門前張貼“招生廣告”,謂,“此道貫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,不以老幼貴賤賢愚,有志愿學者,傳之”。這種使“鄉人始而駭”的方法,卻收到了“漸而信,久而浸與俱化”的效果。
  七.王艮不僅在家鄉開門授徒,而且“周流天下”。他除“入山林求會隱逸,過市井啟發愚蒙,沿途聚講,直抵京師(北京)”外,還先后在南京、廣德、孝豐、會稽、泰州等地講學和在其鄉間(安豐場)構筑“東淘精舍”授徒。傳授的對象:“上至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,下逮士庶樵陶農吏,幾無輩無之”,但主要對象為下層社會被壓迫的勞動人民(灶丁、傭工、農夫、商販、漁民以及僧道徒眾等)。其中不少人在學術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
  八.王艮一生以布衣傳道,終身不仕,采取了與專制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,始終保持了與勞動人民的血肉聯系和一致性。嘉靖八年(1529年,王艮47歲)和十六年(1537年,S\JQ6`
  王艮55歲)兩位朝廷高官分別推薦王艮入朝做官,都被王艮婉言謝絕!翱な卣佟币唷稗o`以疾”。王艮對當時的統治者表白說:“使仆父子安樂于治下,仍與二三子講明此學,所謂師道立,則善人多,善人多,則朝廷正,而天下治矣”。他不僅終身不仕,而且還教五個兒子(長子王衣,次子王襞,三子王衤是 ,四子王衤甫 ,五子王衤容 )“皆令志學,不事舉子業”。所有這些,都標志著王艮與下層人民保持一致,背棄正統文化教養的“異端”本色。

(二)泰州學派的主要觀點

  所謂學派,即在一門學問或學術中,由于見地獨創或師承不同,形成專門的學問、學術或思想體系的群體或派別。歷史上學派的形成和出現,它不同于現代的社會團體的建立,要先有名稱、綱領或宗旨和一定數量的成員并經過登記、批準手續等。而是由于學問、學術和思想認識方面的成就及其對后世的影響,多為后人給它命名的。如以時代命名的有清代的乾嘉學派;以人命名的有宋代的紫陽(朱熹,字元晦,一字仲晦,別號紫陽)學派l;以創始人出生地命名的有明代的姚江(王守仁,因其家鄉余姚境內有姚江,故余姚別稱s “姚江”)學派。學派中,有的還有分支——稱什么門、什么宗的。如姚江學派中,有浙.中王門、江右王門、南中王門、楚中王門、北方王門、粵閩王門;清末周太谷(周彀,字太谷,亦字星垣,安徽石埭人,清道光年間在揚州講學)創立的太谷學派,后分為北宗(主持人張積中,字石琴,儀征人)、南宗(主持人李光火斤 ,字晴峰,儀征人)。南宗傳人黃葆年(1845-1924,字錫朋,泰州姜堰鎮人)創建“歸群草堂”,世人稱為“黃門”。o
  中國文化史專家柳貽征(1880-1956,字翼謀,鎮江市人)稱泰州黃門為“新泰州學派”,以別于明代王艮創建的“泰州學派”。
  王艮創立的學派,因地而名,稱“泰州學派”。地以人聞,“派”以地名,這是人杰地靈、人地底蘊深厚的體現。
  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,一生勤勉,學而不厭,誨人不倦,他的學識博大淵深、包涵很廣,在哲學、倫理、社會政治以及教育、文化等方面,都有豐富詳實的論述,構成了泰州學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。茲將王艮與泰州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,散述如下:
  一.王艮的“百姓日用是道“,“百姓日用之學”,是王艮思想的閃光點和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進步命題,具有鮮明的人民性!鞍傩杖沼谩币辉~,在古代儒家雖然提出過,但被“大儒們”說成百姓是不知道“用”的!兑住は缔o》云:“一陰一陽之謂道……仁者見之謂之仁,智者見之謂之智,百姓日用而不知,故君子之道鮮矣”。這就是說:道,只有天生的君子、圣人甚至“神”,才可以認識它、掌握它、運用它,凡夫俗子——百姓,是絕不可能知道“道”的。王艮一反經典的傳統和說教,匠心獨具地認為:“百姓日用即道”,“愚夫愚婦”都“能知能行”。他具體地形容“僮仆之往來,視聽持行,泛應動作,不假安排”就是“道”,此乃“即事是學,即事是道”。他還把“百姓”和 “圣人”放在等同的地位,說:“百姓日用條理處,即是圣人之條理處”,“圣人之道,無異于百姓日用,凡有異者,皆謂之異端”。這樣,“百姓日用”就成了檢驗是“道”還\是“異端”的標準。他還這樣說:“滿街都是圣人”,“人人君子”,“堯舜與途人一,圣人與凡人一”,“圣人不曾高,眾人不曾低”,“庶人非下,侯王非高”。王艮的這些觀點,充分體現了小生產者、小市民階層的要求和愿望,維護了勞苦大眾的利益。他的人民性的觀點,是具有反封建統治的進步意義的。
  二.王艮的“格物說”,構成他講學傳道的思想基礎,具有鮮明的反抗封建壓迫的積極意義。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之說,始見于《禮記·大學》。前人說“格物”就是“窮理”,也有人說“格物”就是“格心”。他們分別說,“通過格物的方法,達到窮理的目的”;“格物者,格其心也。正其心者,正其物之心也”。王艮對于“格物”,卻與上述不同,他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。他創立了自己的“格物說”,因泰州地處淮南,故明末清初碩儒黃宗羲(1610-1695,字太沖,號梨洲,浙江余姚人,著《明儒學案》62卷>,一生著作多達60余種)稱王艮的格物說為“淮南格物”。王艮對“格物”是怎么說的呢?他說:“格物致知四字本旨,二千年來未有定論”。他認為“格,如格式之格,即后挈矩之謂”!瓣亍,意為度量。他說:“吾身是個矩,天下國家是個方”!瓣,則知方之不正,由矩之不正也”。這就是說:“身是本,天下國家是末”,“格物”必先“正已”,“本治而末治,正已而物正”。王艮的這番話,明白地指出“正人必先正已”。
  “正已”就是“正身”。正身應人人平等,包括統治階級在內,概莫能外。這樣的觀點,與那些封建統治者只要平民百姓“正心”,而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的觀點有天淵之別。王}艮的這種尊重人、重視人的價值觀的思想觀點,正是平民哲學、布衣學者恰好的表現,是維護勞動人民利益的“絕唱”。
  三.王艮的“明哲保身”說,是他與封建統治者消極、不合作的體現,起到了反抗封建統治政治壓迫的積極作用。王艮主張尊身、安身、保身、愛身。他說:要“以身為本”,“修身立本”,“立本安身”,“明哲保身”,“身尊則道尊”。王艮的這些觀點,是他的“淮南格物”論的延伸,都是“以身為本”思想的體現。黃宗羲以為王艮的“安身”說,不免開了“臨難茍免”之嫌。王艮果然是一位“貪生求安”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么?在封建專制極端殘酷暴虐的明代中后期,王艮目睹明王朝對上層官吏動輒殺頭、剝皮、廷杖、充軍種種可怖景象(對下層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殘暴了)。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、處、進、退、隱、見等策略,形似消極,實質是以退自保、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,是非常明智的,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(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),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。
  四.王艮對于社會政治類型作出“三種景象”的區分,即羲皇景象、三代景象、五伯(霸)景象。他十分憧憬、向往“羲皇”、“三代”圣世,深惡痛絕“五伯”社會。鋒芒所指,不言自明,矛頭直指當時的專制社會。他在《王道論》里這樣描繪當時的社會:“今天下田制不定,而游民眾多,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。所謂一人耕之,十人從而食之。一人蠶之,百人從而衣之。欲民無饑寒,不可得也。饑寒切身,而欲民之不為非,不可得也”。他明確地主張:重德輕刑,施行仁政;予民教養,讓民參政;均分土地,使民樂業。他說:“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,布先王仁民之政”!吧w刑以弼教,不得已而后用之”!靶桃驉憾,惡因無教養而生,茍養之有道,教之有方,則衣食足而禮義興,民自無惡矣,刑將安施乎”?為濟困扶貧,共同求富,王艮還在垂暮之年(逝世前兩年),親自起草《均分草蕩議》并帶頭踐議,將多余的草蕩無償劃分給貧民。這樣的具有反封建獨占的平均主義、小私有觀點和行動,在“田連阡陌”、“一人口插幾張匙”的封建地主眼里,把它視為“異教旁門”、大逆不道,而廣大勞苦大眾則是衷心地擁護和愛戴他的。
  五.王艮的“以孝弟為本”的“孝悌觀”,既繼承了中國相傳數千年優良傳統,又突破了“五經傳注”的倫理傳統,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。王艮自稱學的是“總經”(“五經”乃中國傳統的經典,“總經”卻人所未聞)。這就是說,他學的東西為人所未學,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見。他說:“蓋聞天地之道,先以化生,后以形生;,天地,即父|母也;形生者,父母,即天地也。是故仁人孝子,事親如事天,事天如事親,其義一也”。又說:“事親從兄,本有其則,孝悌其心,其理自識”。在這里,王艮把事親和從兄提=到了很高的高度。他認為大家對父母孝、對兄長悌,犯上作亂的人就沒有了,社會就安定.了。但王艮主張的“孝”和“悌”,不是絕對盲從,而是堅持獨立思考,有所選擇。他說:“父兄所為,不可不識;父兄所命,不可不擇”。這就是說:對的,當然要尊敬從命;不對的,怎么辦呢?他說:“所為未是,不可姑息”;“所命未善,反復思繹”。這些都說明王艮不僅能真心誠意地事奉他的父兄,但絕不是“愚孝”、“盲從”,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糾正他們的一些錯誤的東西。因此說,王艮的“孝悌觀”和傳統的“孝”和“悌”是有原則區別的。
  六.在教育思想方面。王艮的“有教無類”的教育學風以及“學而不厭,誨人不倦”的學習和教學態度,也是值得后人學習的。

(三)泰州學派與王(守仁)學的異同

  王艮較王守仁小11歲,師事王守仁斷續達九年之久。人們不禁要問:王艮既然師事王(守仁)門如此時久情篤,那么他的學術觀點是否屬于王門呢?數百年來,學界有認為是,有認為非的,也有說成似是而非或亦是亦非的,甚至還有人說王艮“所創的這個學派,是一個假王陽明學派”,議者紛紜,莫衷一是。
  竊以為王艮從學王門,他的思想淵源有相當的成份來源自王守仁。王守仁是“心學”的集大成者。此前,漢代董仲舒提出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”,把“三綱五!币暈槿藗冏罡叩赖聵藴。宋代理學家“二程”及朱熹,把儒家的思想更加具體化、完善化,他們提倡“存天理,滅人欲”,仍然把“三綱五!币曌鳌疤炖怼。這樣“天理”就成了衡量社-會道德和事物是非的唯一標準。王守仁打破傳統,沖出教條,大膽而勇敢地提出了“心學”,認為“心即理”,“心外無理”,這是對程朱理學的挑戰、否定和反叛,是思想認識的一大進步和飛躍。但是,王守仁的“心學”,卻把個人的“心”,和心的“良知”看成是“天地萬物”的主宰,一切事物都在我的“心”(意識)中。按照王守仁的“心學”,人的道德觀念是天生的,有了私欲只要通過“內心反省”,就可以“致良知”了。因此說`,王學的基本內涵,仍然屬于唯心論的先驗論。王艮繼承了王守仁的“心學”,認為王學是“倡明絕學”,王守仁的“致良知”說,“簡易直接,予所不及”。因而,可以說王艮的思想受王守仁的思想影響是比較深的。
  但是,王艮在師從王守仁以前,他的“格物說”就已相當成熟,自立了門戶。因而在H拜見王守仁之前,王艮就說:“王公論良知,某談格物”。相見后,又“相與究竟疑義”,“反復論難,曲盡端委”,堅持獨立思考,不“因循師說”,“往往駕師說之上”。在王守仁門下期間,從分歧以至不滿,王艮終于進行了一次北(京)行的傳道活動。這次活.動,遭到王門同學的非難,遭到老師王守仁的嚴厲責備。在嚴師的壓力下,王艮雖說:“知過”、“改過”。他“改過”了沒有?沒有。他用意更為深沉,手法更為隱蔽。他仍堅持原來的主張,繼續傳其“百姓日用”等方面之“道”。一直到他逝世前三年(55歲)還有人“時有不諒先生(指王艮)者,謂先生自立門戶”。簡而言之,王艮的學說,有異于其王守仁的,主要是:
  一.王守仁主張“心為天地萬物的主宰”,王艮卻突破了王學的思想框框,認為“身為天地萬物之本”!靶摹焙汀吧怼,雖為一字之異,卻反映了以精神性為主體還是以物質性為主體的差別。
  二.王守仁主張“吾心”是“天理”,是衡量是非的標準!靶摹,必須“止于至善”,就是正人之“心”,去除“物欲”,就是去惡從善。這還沒有擺脫“存天理、滅人欲^”的窠臼。而王艮卻主張“身是本,天下國家是末”,“格物”必先“正已”,“本治而末治,正已而物正”。這兩種不同的正“心”觀,也就是“格物”觀,一種反映了統治者以“正人”為能事的本質;另一種,則是代表平民、布衣利益,主張人人平等,包括統治階級在內,必須首先端正自己的行為。王艮的思想顯然屬于后者。
  三.王守仁主張“致良知”,“唯圣人能致良知,愚夫、愚婦不能致, 愚所由分也”。王艮卻主張:“愚夫、愚婦與之能行便是道”。上述二者,一位把圣人安置到神壇上,視百姓如群氓;一位卻把圣人從神壇的位置上拉了下來,放到同百姓等同的地位。王艮思想的階級屬性是何等的鮮明!
  毋庸諱言,王艮雖自立門戶,創立泰州學派,但在從學王守仁之后,利用了王學的某些范疇,加以改造、發揮,相得益彰,這也是無可否認的。如王艮把他的格物說與王守仁的良知說結合起來,提出了“復初說”,說:“知不善之動者,良知也,知不善之動而復之,乃所謂‘致良知’,以復其初也”,就是一例。因而,可以說王艮之學,既和王學有一定聯系,又和王學有著本質的區別。

(四)泰州學派的發展和傳承

  泰州學派的產生和發展,有其社會基礎和諸種條件,是時代的產物,也是歷史的必然。清末民初袁承業說:“心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魚鹽之中,以道統自任,一時天下之士,率翕然從之,風動宇內,綿綿數百年不絕!碧┲輰W派的形成、發展過程,可大體歸納為三個階段:
  第一階段,從王艮開門授徒,逐漸形成泰州學派,是為開創時期;
  第二階段,經過王艮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王棟、王襞、何心隱等的闡述、繼承和傳播、發展,是為泰州學派的興盛時期;
  第三階段,再經過四傳、五傳,以李贄為代表的思想、文藝領域、以徐光啟為代表的科學領域,對泰州學派思想的發揚光大,掀起了一股股聲勢浩大的早期啟蒙思潮,是為泰州學派的頂峰時期。
  泰州學派對晚明社會在思想、文藝、科學、文化等方面的貢獻,是巨大的、輝煌的、為世人所稱道的和永難磨滅的。據記載,泰州學派從王艮開門授徒至明末,五傳,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達487人。其中載入《明史》者20余人;編入《明儒學案》者30余人。
  現將泰州學派的主要傳人表列如下:
  王艮 顏 鈞 何心隱 湯顯祖 徐光啟 徐 樾 王 棟 羅汝芳 焦 竑 袁宏道 王 襞 李 贄
  泰州學派五傳、三個時期的著名代表人物的主要事跡是:
  1.王棟與王襞。王棟(1503——1581),字隆吉,號一庵,泰州姜堰鎮人。王艮的族弟。曾師事王艮,得家學之傳。先后任縣訓導、教諭、州學正。開門授徒,主持過泰州安定書院。王襞(1515——1587),字宗順,號東崖。王艮的次子。九歲起,隨父至會稽,游學于王守仁門下。守仁命襞師事王畿等,先后留越中近二十年,結交多巨儒碩士。王守仁死后,王艮回到家鄉開門授徒,王襞成為其父的得力助手。王艮逝世后,他繼承父業開門授徒,并先后在各地(包括泰州崇儒祠)講學,“海內響應者,恍若心齋在焉”。襞還忠實地遵循父親的囑咐,不事舉子業,終身不仕。王棟、王襞是王艮的左右手,他們在繼承、發展王艮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。王艮、王棟、王襞,人們稱為“淮南王氏三賢”或“淮南三王”。
  2.徐樾(?——1551)字子直,號波石。江西貴溪人。進士。先后任禮部侍郎、云南布政使。嘉靖七年、十年、十八年徐樾三次在王艮門下受業。王艮謂其內人曰:“彼五子(指王艮的五個兒子)乃爾所生,是兒(指徐)乃我所生”(蓋指傳道之得人)。王艮在j考察徐樾前后達十一年以后,乃于逝世前授徐以“大成之學”(經過改造了的、平民能夠接受的孔孟之道)。王艮的次子王襞稱:徐為其父“高第弟子,于父之學,得之最深“。據說,徐受業王艮門下后,曾有過辭官的意愿。后來,徐任云南布政使時,中土司詐降計,戰死于沅江城下。
  3.顏鈞(1504——1596),字子和,號山農。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人。從學徐樾三年,后又經徐介紹卒業于王艮門下。因而,顏亦得“泰州之真傳”,顏本人也以“泰州正傳”自居。顏在家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“萃和會”,集自家、本族、同鄉老壯男女近七百人,“講耕讀孝悌之學”,“士農工商皆日出作業,晚皆聚宿會堂”。在泰州學成之后,立即到江西南昌,招徠一千多名參加科場考試的學子,向他們宣講“大成之道”。顏鈞的種種言行,當道者驚恐萬狀。南京左都御使耿定向誘騙顏至太平府講學將顏逮捕,“笞臀五十,不哀折,亦不轉側”,幾被打死。顏被關在南京獄中,因無法定罪,難以重處,只得誣以“盜賣官船”罪,坐牢三年。顏出獄時年六十六,到九十三高齡病故,歷時近三十年,堅持傳道講學,受盡人間顛沛流離之苦。此前,顏曾專程從江西至安豐場,為其師王艮守墓三年。當他聽到老師徐樾戰死的消息后,又孤身前往云南,輾轉數年,終于尋得徐的碎骸,歸而衤付 葬于安豐場徐師王艮的墓側。
  4.羅汝芳(1515——1588),字維德,號近溪,江西南城人。在南昌聽顏鈞講學時拜顏為師,為顏的得意門生。羅中進士后,不參加殿試和入朝做官,周游四方多年。以后,羅任過知縣、刑部主事、知府、參政等,因在北京廣濟寺講學,觸怒張居正,被勒令解官\歸里。羅對其師顏鈞非常崇敬,顏被捕入獄,羅朝夕侍奉,且“揭詞”鳴冤,變賣家產和募捐為顏“補贓”,終于營救顏出獄。
  5.何心隱(1517——1579),原名梁汝元,字柱乾,號夫山。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。拜顏鈞為師?ぴ囍械谝幻。他本可以沿著這條坦道進入康莊的仕途;但他接受了泰州學(派的思想,“與聞心齋立本之旨”,拜顏鈞為師,從此走上了“反封建斗士”的人生旅途,成為封建專制下的“叛逆”和“掀翻天地”的大無畏者。他學習其師顏鈞在家鄉辦“萃和會”的舉措,也在自己的家鄉辦起了“聚和堂”(聚,通“萃”;堂和會,義相近),進行理想社會的實驗。何在聚和堂里,獻出家財,“捐千金,購義田,儲公廩”,并且“身理一族之政,冠、婚、喪、祭、賦、役,一切通其有無”。族內子弟宿于祠、聚于祠、食于祠,過集體生活,享受平等待遇!皩W成之后,冠婚衣食,皆在祠內酌處”。鰥寡孤獨失所者,皆有所養。何心隱理想社會的實驗,不僅打亂了封建等級秩序,而長期下去必然危及統治者地位的穩固。因此,縣官以妨礙公務、誣蔑朝廷命官罪將何逮捕入獄,判絞罪,后改為充軍。不久,被友人程學顏營救出獄。以后,程學顏入京供職,何亦隨程進京。在京師何結識了顏鈞的另一個弟子羅汝芳和耿定向等重要人物,并通過耿的關系與張居正(時任國子監司業)會見于顯靈宮。何、居二人見面,觀點、情緒尖銳對立。事后何預感地說:張這個人“異日必當國,當國必殺我”。在北京,何還策劃計殺奸相嚴嵩,不成,改名易姓(將梁汝元改為何心隱)南避,飄泊講學近二十年。這時,萬歷帝起用張居正"為相,張為挽救明王朝的危亡,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有一定的進步意義;但他對人民也實行了嚴厲的統治,如毀天下書院,禁聚徒講學;下令“得盜即斬”;推行稅役合并為“一條鞭法”等。對于張的這些措施,何心隱大加反對,聲言要入都“持正義,逐江陵(張居正,江陵人)去位,一新時局”。張、何的沖突達到白熱化。何被統治者稱為“妖人”、“逆犯”、“盜犯”、“奸犯”,張示意四處緝拿何。萬歷七年(1579年),何62歲。他在祁門學生胡時和家中被逮捕,解到武昌獄中。見巡撫,何“坐不肯跪”,“擇健卒笞之百余,干笑而已”。何寧死不屈,終被杖斃獄中,肆尸都市。在何被捕期間,泰州學派許多重要人物對其進行奔波營救:有的為他辯冤,有的變賣家產營救,有的愿舍身替死,特別是何的學生胡時和從祁門一路陪同押解到武昌,死后為之收殮尸骨,并遵遺言將何與其好友、以前的救命恩人程學顏合葬。
  6.焦竑(1540——1620),字弱侯,號澹園,南京人。高中進士第一。師事王襞、羅汝芳,“尤篤信卓吾(李贄)之學”,是明代晚期的著名學者,以博學多才稱著于世。參加主持會試時,曾慧眼擢選大科學家徐光啟于“落榜生”中。享年八十。
  7.李贄(1527——1602),號卓吾,又自稱溫陵居士……,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。本姓林,因三世祖被統治者殺害,族人改姓李。李贄在考中舉人后就不再赴考。在南京,李拜來此講學的王襞為師。李在五十三歲時就棄云南姚安知府(四品)官職歸隱。他為官清正廉明,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在他為官期間病餓而死。李贄發展了王艮的“百姓日用即道”的思想,直截了當地提出“穿衣吃飯是人倫物理”和“人即道”、“人必自私”的命題。泰州學派的思想,發展到李贄,進入了更全面、更成熟、更系統、也更激進的階段,亦即頂峰階段。李贄一生反對封建道學,他提出了一系列與傳統觀點相背離的思想和主張,在中國思想史上,是一個頗帶傳奇色彩的人物。他“以卓文君為善擇佳偶,以司馬光論桑弘羊欺(漢)武帝為可笑,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,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”。他針對尊孔派的“天不生仲尼,萬古長如夜”的說教,諷刺地說:“怪得羲皇以上圣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”!疤焐蝗俗杂幸蝗酥,不待取給孔子而后足也”,他說: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書,是孔孟的“迂闊門徒,懵懂弟子記憶師說,有頭無尾,得前遺后”的東西。他把官吏比作老虎、娼妓,說:“昔日虎伏草,今日虎坐衙;大者吞人畜,小不遺魚蝦”!皾M朝奸臣,不如一娼”。他說: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是“陽為道學,陰為富貴;被服儒雅,行若狗彘然”。李贄一生的著作,數量十分巨大,達幾十種之多。其代表作有《藏書》68卷;《續藏書》27卷;《焚書》6卷;《續焚書》5卷。對于李贄的言論和著作,統治者恨之入骨,罵他為“狂誕悖戾”、“剌謬不經”、“左道惑眾”、“不知尊孔子家法”,是“人妖”、“妖怪之物”、“異端之尤”、“猖狂無忌憚的小人”;不僅如此,他們還對李極盡了迫害之能事:以“大壞風化”之名,驅逐他出境(麻城),拆毀他寓居多年的芝佛院。好心的人勸李避走,李毫無怯意。說:“若要我求庇于人,雖死不為也……蓋人總有一死,無兩個死也”!坝苑ㄖ挝覄t可,欲以此嚇我他去則不可……若我去告饒,則不成李卓老矣……故我可殺不可去,我頭可斷而身不可辱”。爭斗到最后,最高統治者——萬歷帝親自批示:“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,便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”。萬歷三十年(1602年)李贄七十六歲。他帶著不支的身體,跋涉數千里、冒著大風雪投奔家居北通州的、生死與共的摯友馬經綸家(馬字誠所,官御使,因觸怒萬歷帝,被貶斥為民,回北通州家居)。李這時心力交瘁,本想在好友處平靜地了卻此生(他在去世前一月,寫下了《李卓吾先生遺言》),但是他終于在這年的三月間被捕了。大金吾審訊時,衰弱不堪的李贄,由“侍者掖而入,臥于階上”。金吾問:“若何以妄著書?”李答:“罪人著書甚多,具在,于圣教有益無損!”表現得一點也不屈服。由于不堪侮辱,李贄在獄中趁給他理發之機,奪剃刀自刎,次日,這位向舊營壘沖鋒陷陣的勇士才氣絕。馬經綸依李遺言,把他安葬在北通州北門外,墓前立了一塊一丈多高的石碑,并遵囑請焦漪園書寫墓碑。李贄生前死后,統治者還先后下令將他的著作“盡行燒毀,不得存留”;結果是“卓吾死而書愈重”,他的思想和著作,像一顆劃破黑壓壓長空的光燦明星。
  8.湯顯祖(1550——1616),字義仍,號海若,江西臨川人。進士。任過知縣。師事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羅汝芳。他的作品十分豐富,除創作西戈劇《牡丹亭》這一千古名篇外,還留下200多首詩和幾百篇文章。
  9.袁宏道(1568——1610),字中郎,號石公、六休,湖北公安人。二十四歲中進士。先后任過知縣、教授、助教、禮部主事、吏部郎官等。他和兄袁宗道、弟袁中道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學家,世稱“公安三袁”或“公安派”。在公安三袁中,以袁宏道的成就最高。袁宏道是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焦 的學生,又自稱是李贄的弟子。公安三袁以反對嘉靖年間李攀龍為首的“后七子”的復古主義(文必秦漢,詩必盛唐)稱著于世。
  10.徐光啟(1562——1633),字子先,號玄扈,南直隸松江府上?h人。萬歷年間徐光啟參加順天會試,羅汝芳的學生焦 任副主考。焦在落卷中得徐光啟卷,閱而奇之,拍案嘆曰:“此名世大儒無疑也”。毅然將名落孫山的徐光啟拔至第一名。七年后,徐又高中進士,選庶吉士(進士中之優者)。歷任翰林院檢討、詹事兼河南監察御使、禮部主侍郎(督領修歷事)、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等職。徐在我國首先提出學習“西學”、“會通中西”以求富國強兵的主張。他是開向西方學習風氣之先的第一人。他的著述和翻譯作品很多,主要有《農政全書》60卷,并與意大利人利瑪竇合譯歐幾里得的《幾何原理》等。同徐光啟一起學習、研究西洋科學的還有李之藻、王徵、李天經等。徐光啟提出的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主張,較清代思想家、文學家魏沅(遵林則徐囑,編《海國圖志》,)提出的“師夷之長以制夷”的思想,早兩百多年。

(五)王艮的著作及其墓祠

  1.王艮的著作:
  王艮講學傳道,一般都是當面口傳心授,不假文字和筆舌諄諄。他為什么采用這樣的傳道方式呢?可能出自下列因素:一、王艮是灶丁出身,在青少年時讀書甚少,以后雖自學有成,但他卻不喜著述,嚴格說來,寫作恐非其“強項”,尚不能到“倚馬萬言可待”的熟嫻地步;二、王艮自許為他學的是二千年來未有的“絕學”,這,勞動大眾視之“若久旱之望云霓”,而統治者卻視之為“左道”,城府頗深的王艮,恐“言易招非”、“以文取禍”,留下“不妥”的文字易“授人以柄”,因而,他留下的文字就相對地較少了;三、王艮講學傳道的方式,有別于正宗儒家的傳統方法,而是將儒、釋、道的思辨方法兼收并蓄,融會貫通,儒家的“心性”(如“于無字處讀書”),道家的“感應”,特別是)佛教禪宗提倡的“頓悟法”,則為王艮所長期修習和身體力行。
  現在我們見到的王艮著作,除其后裔及門人輯錄整理的王艮語錄外,尚有王艮本人撰寫的《鰍鱔歌》、《復初說》、《明哲保身論》、《樂學歌》、《天理良知說》、《孝悌箴》以及《安定書院講學別言》、《格物要旨》、《勉仁方》、《與南都諸友》、《大成學歌》、《均分草蕩議》、《王道論》、《答徐子直書》等名篇。有些著作,王艮的門人譽之為“百世不易”之作,但從其篇幅來看,多為數百字的短文,最長的文章也止一二千字。上述語錄和著述,經王艮的子孫及其門人陸續整理增訂,曾有不少刊印本行世。據記載,在明代就有五種刻本,清代和民國又有幾個刻本,F在明刻本多已散失,存世的有一些清代和民國年間的刻本。
  泰州圖書館創建于民國十一年(1922),已有90年的歷史,藏書近30萬冊,其中古笈5萬冊。它們歷來重視本籍人士著作和地方文獻的收藏。該館現藏王艮的著作基本上包羅現存的這方面的著作,F錄出:
 、拧度t全集》。明崇禎時刻,清重修印本。含王心齋文集6卷,疏傳合編2卷,一庵先生遺集3卷,東崖先生遺集2卷。
 、啤锻跣凝S先生全集》。民國鉛印本,東臺袁承業編訂,5卷。附一庵、東崖遺集及四先生殘稿。
 、恰锻跷呢懝罚ㄩT人焦竑等曾私謚王艮為“文貞”)。清嘉慶21年王世豐重刻,2卷。
  泰州圖書館還藏有泰州學派傳人羅近溪(汝芳)、韓樂吾(陶匠韓貞)等人的著作。
  此外,泰州、鹽城兩地,近年來均加強了對王艮與泰州學派的研究力度,先后開展了研究泰州學派的系列活動,寫出了數量可觀的文章,輯印成書的有:泰州《泰州學派學術討論會紀念論文集》(1986年);鹽城林子秋、馬伯定、胡維定合著的《王艮與泰州學派》(1999年)等。這些論文和著述,對研究王艮與泰州學派者有一定的參考作用。
  2.王艮的墓祠:
 、磐跏夏贡。王氏家族墓地座落于安豐鎮的下灶村。當年墓共八座,東西排列。中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,右為王艮墓,余為王艮兄弟墓。墓后有弧形小土山,長約30米,高20余米,名“賢人山”。墓前有兩塊石碑:一為王艮家族墓碑,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;一為王艮次子王東崖(王襞)墓碑,刻“明理學貞儒崇祀鄉賢八世祖王公東崖之墓”。上述王氏墓葬,在“文革”的浩劫期間,均遭平毀,蕩然無存;僅遺的兩塊墓碑也被生產隊挖去做了水溝上的踏腳板。撥亂反正后,石碑為安豐鎮文化館收藏,F在,安豐鎮人民懷著對鄉賢崇敬的心情,正在本鎮公園內辟“心齋園”,重建王艮、王東崖父子墓於其園內。
 、瓢藏S王氏宗祠。王艮在安豐場月塘河有園一所、講堂三間。門人林東城、御使洪垣(覺山)助銀為王艮增益講堂三間,東西掖房各五間,構成“東淘精舍”,命名講堂為“勉仁堂”,供先生講學和來訪學生居住之用。王艮逝世后,改建為“王氏宗祠”。明末清初,東臺布衣學者、詩人吳嘉紀(吳的祖父吳鳳儀是王艮的學生)曾寫有《謁勉仁堂》詩。這些建筑,隨著歲月的流逝,已逐漸煙沒無存,F在,安豐鎮人民正著手重建“東淘精舍”,以資作為對王艮的永久紀念。
  此外,安豐鎮文化館內,遂豎立了一尊王艮全身塑像。
 、翘┲莩缛屐。位于泰州五一路西段,古光孝寺西側。始建于明萬歷四年(1576年),祀王艮。以后多次修葺、擴建,數百年來,一直為講學之所。解放后改作民居。1986年恢復崇儒祠,進行了大修:第一進是重建的,其余三進均系原房修復,F在主要建筑四進:第一進為大門,上嵌“崇儒祠”石額,門外兩旁立石鼓,砌八字墻;第二進為“立本堂”;第三進為“樂學堂”,東墻廊壁上嵌萬歷七年(1579年)《心齋先生祠堂記》石碑,西墻廊壁嵌重修出土的明李春芳所撰殘碑;第四進為“賢人堂”,奉新塑王艮半身胸像及新刻大理石質王艮《樂學歌》等。泰州學派紀念館設于此十多年。
 、冉咄跏献陟。位于姜堰鎮東后街。始建于明萬歷九年(1581年),以后重修過。祀泰州學派重要人物、王艮族北王棟。祠堂軸線建筑為三進:第一進為門廳;第二進為大廳;第三進為大殿!按蟮睢钡奈鱾人煊幸贿M配殿與大殿并列,為“三賢祠”,祀王陽明、王艮、王襞。祠堂內曾刻有王棟像,泰州學派重要傳人羅近溪(汝芳)曾有 像詩,像早已煙沒無存,祠亦改作民居。在最近的舊城改造中,姜堰市政府領導批示對王氏宗祠這所明代建筑予以保護,正著手修復為研究泰州學派和紀念王棟的活動場所。

(六)歷史對王艮及泰州學派的評說

  領一代思想領袖風騷、占中國哲學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創的泰州學派,自形成至今,人們對它的評說仁智互見,褒貶不一。撮其要者:
  《明史·儒林傳·王艮》中說:“王氏(指王守仁)弟子遍天下,率都爵位有氣勢。(王)艮以布衣抗其間,聲名反出諸弟子上”。
  王艮的再傳弟子李贄(李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門生)在《續藏書·王心齋公艮傳》說:王艮“晚作格物要旨、勉仁諸篇,或百世不可易也”。又在《為黃安二上人大孝文》中說:“蓋心齋(王艮)真英雄也,故其徒亦英雄也……一代高似一代”。
  碩儒黃宗羲在其巨著《明儒學案》中說:“陽明先生之學,有泰州(指王艮)、龍溪(指王畿)而風行天下……泰州以后,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……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……諸公掀翻天地,前不見有古人,后不見有來者!秉S宗羲對王艮雖作了若干肯定,但出于與泰州學派觀點上的差異,以及對王(守仁)學的“修正”(王主“心”,黃主“氣”,但黃又認為“心即氣”,因而有人謂黃為王學的“修正派”),他不僅不無偏見地在撰著《泰州學案》時,并非疏忽地只字不提幾乎與他同時代、轟動全國朝野的“異端”人物李贄(李1602年棄世,黃1610年出生),更談不上提及泰州學派晚期(李贄的弟子、再弟子)進步、革新人物湯顯祖、袁宏道、徐光啟等,而且攻擊謾罵泰州學派傳人為“小人之無忌憚”者。
  史學家翦伯贊(1898-1968)在《中國史綱要》中說:“以王艮……等為代表的王學左派,不僅對程朱理學更加反對,而且對君主專制政體和封建理教也給予尖銳的抨擊……他的學說……甚至被統治者目為‘異端之尤’!
  史學家白壽彝(?-2000)在《中國通史》中說:王艮“創建的泰州學派,是我國學術史上第一個具有早期啟蒙色彩的學派”!八鶆摻ǖ母挥衅矫裆实睦碚,雖不能摧垮專制的封建統治,亦無力沖決封建倫理綱常的藩籬,但是他的閃爍著啟蒙色彩的理論,他以‘萬世師’自命的‘狂者’風格和鼓動家、傳道者的熱忱,以及從事平民教育、傳道講學而終身不入仕途的‘氣骨’,卻深得下層百姓的擁護,而且成為泰州學派的思想傳統”。
  史學、思想、教育家侯外廬(1903-1987)在《中國思想通史》中說:王艮“這種學說在下層社會廣泛傳播,其學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壓迫、被剝削階級的利益是非常明顯的!庇衷凇吨袊枷胧肪V》中說:“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后期的第一啟蒙學派!
  史學、哲學家任繼愈在《中國哲學史》中說:“以王艮為首的泰州學派……沿著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向更徹底的方向發展……它的社會作用是消極的”。他“使王守仁一派學說在下層人民中得到傳播,為統治階級在勞動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”!巴豸蕹錾碛趧趧尤嗣,他……明確地站到大地主階級立場上去了”!巴豸捱@樣的階級調和論……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,方便大官僚地主階級”!巴豸薜膶W說,……不觸動封建主義一根毫毛,……沒有任何進步意義”!巴豸匏麄冞@伙人,……背叛了自己的階級,是明朝中葉的一個‘武訓’”!疤┲輰W派……他們的哲學思想,本質上是反動的”。
  哲學家楊榮國(1907-1978)在《簡明中國哲學史》中說:“王艮思想有接近勞動人民的一面,他反映出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,但是有嚴重的弱點,就是對統治階級仍然存在幻想,宣揚階級調和論的觀點!虼,不管他主觀愿望如何,客觀上是起到麻痹勞動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”。
  哲學家張岱年在《中國哲學史綱》中說:“王艮的門人所謂泰州學派,尤勇于任事,依其良知,敢作敢為。此派流弊則是狂放空疏。一切都不研究,只憑意見。這些王學左派又多好禪學,結果流為狂禪。但是,張岱年近年在《王艮與泰州學派·序》中說:“泰州學派是明代后期的一個獨特學派。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出身平民,是一個平民思想家”。
  哲學家汪奠基在《中國邏輯思想史》中說:“李贄和王艮都是所謂‘王學’的左派。他們站在農民階級的立場反對盲目‘愿學孔子而不問是非’的虛偽傳統,認為‘百姓日用即道’,真理就在現實生活的認識中”。
  哲學家肖 父、李錦全主編的《中國哲學史》中認為:泰州學派“閃爍著主體功能性的思想光輝”。
  哲學家黃宣民在《王艮與泰州學派·序》中說:“泰州學派是明代中葉崛起于民間的一個儒學派別!庇腥朔Q之為王學左派,也有人稱之為民間儒學派,我們稱之為平民儒學派。它的創始人王艮,“由一個識字不多的灶丁,終于成為著名的泰州學派的開山祖,這不單在當時儒林中獨樹一幟,即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!
  在近現代其它的許多歷史、哲學著述中,還有很多有關王艮和泰州學派的評述就不贅絮了?偟目磥,對泰州學派的肯定是多數、是主流、是占主導地位的;但也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,絕大多也是中肯的。種種評說,孰正孰偏,后學者無能也無可能有此篇幅一一加以“再評說”。我想,有一點似應提出的:即個別貶抑之詞的提出,是適逢“史無前例”的年代,在空前的政治壓力下,對沾了一點“儒”字邊的歷史人物(包括王艮在內), 不得不違心地撻伐一番,以示自己堅定地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,這還是有可能的。
  歷史已經邁進思想無比活躍、科學文化無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紀,對于王艮與泰州學派,應從實際出發,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,公正、公平、公允地給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。
  王艮出身貧苦勞動人民,他終身布衣不仕,始終保持了勞動人民的本色,他是與下層勞動人民群眾同呼吸、共命運的;他的學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壓迫、被剝削階級的利益,具有反封建專制、反封建道德傳統、反正宗圣教的戰斗精神和人民性;在王艮的學說中,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會平等、個人自由、個性解放等思想主張。王艮是我國“早期啟蒙思潮的先驅者”;泰州學派“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后期的第一個啟蒙學派”。王艮與泰州學派的這種思想特征,對于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,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響。鴉片戰爭以后的洋務運動、維新運動、改良運動,也不無受到泰州學派思想的影響。
  當然,由于時代、階級以及認識等方面的局限性,王艮與泰州學派也存在一些弱點和缺陷,如對封建專制認識和斗爭的不徹底性、對傳統圣學的妥協、對社會活動和斗爭方式方法上的“怪異”等,但是,“瑕不掩瑜”,王艮與泰州學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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